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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网红”跳槽判决难以执行

这也引发了主播要求就业自由,而老东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不同诉求。在司法实践中,原直播平台公司与主播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也由此成为争议点。

争议焦点:协议创设竞业限制是否合理

朱巍表示,现在要做的就是去网红化,现在“网红”成了一个制约平台发展的毒瘤,只有去网红化,平台才能健康发展,才能走的更远。

对于直播平台与主播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性质问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院长沈建峰分析说,这类合作协议的法律定性取决于二者之间权利和义务约定和实际履行的情况,而不由协议的名称来决定。如果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遵守规章以及有偿劳动等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则可能构成劳动关系。

“现阶段网络平台的商业模式完全建立在‘网红经济’基础上。”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曾在《开启风清气正的网络直播时代》一文中指出,很多网络平台为了商业利益,不惜违背法律底线去“留住”能够“获利”的网络主播,即便明知某些主播是“问题主播”,平台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因为担心主播们会“跳槽”去别的平台。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直播行业呈现井喷式增长。截至2017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2亿,网络直播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常凯称,劳动合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劳动者的从属性。如果主播的劳动行为受到平台的制约控制,按照平台的规则进行,就构成劳动合同关系。

在武汉大学网络治理研究院副院长袁康看来,直播行业应当形成共识并确立规则,在尊重直播从业者自主选择的前提下,加强行业整体对直播从业者的约束力,形成正向的引导与约束。